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2月14日公布的一份報告，特斯拉創始人埃隆·馬斯克，在去年11月19日-11月29日期間，向一家慈善機構捐贈了504.4萬股特斯拉股票。
文件中并沒有透露這是哪家慈善機構，僅表明這“代表了捐贈人給慈善組織的善意禮物”。
而在那段時間中，特斯拉股價基本在1137美元上下晃蕩。再結合5次捐贈日期的收盤價計算，這504.4萬股股票的總價值大約為57.4億美元。
無論是金錢數額還是捐贈的時間，都很難讓人不聯想到，去年一度鬧得沸沸揚揚的“逼捐門”事件。
有些“社牛”的馬斯克此次“豪捐”，有可能和去年“怒拋”特斯拉股票一樣，既吸引了眼球，自己也沒吃虧。
01
“逼捐門”
去年1月19日，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（WFP）執行主任戴維·比斯利，在推特上隔空喊話馬斯克，“為了慶祝你榮登世界首富，我們現在為你提供一個畢生難求的機會——用66億美元拯救4200萬人。”
只需66億美元，就能拯救4200萬正在挨餓的難民，不僅能被世人稱頌，還有可能拿諾貝爾和平獎，甚至被某個叢林深處的部落奉為神明。
怎么樣，是不是很劃算？
大半年后，10月26日，在參加CNN訪談節目時，這位老哥聊到了新冠疫情和氣候變化，可能對全球饑荒問題加重。但是WFP到明年可能就沒經費了，所以希望超級富豪們挺身而出。
事情到這里，其實都是不奇怪的。
問題在于，戴維老哥特意點名馬斯克和貝索斯，要求他們進行“一次性加強”捐款。
然后算了筆賬，當時馬斯克的身家大約是3000億美元，60億不過是2%而已。
“你去年制造了50萬輛車，而我們拯救了1億多人免于饑荒；你只知道如何制造汽車，而我們卻懂得如何拯救難民。”
聽其語氣，不像是沒錢了，反而像是吃撐了。
雙方很快就互懟起來。
馬斯克回應稱，2020年WFP籌集了84億美元，怎么沒有解決界問題?憑什么覺得到我這60億就能解決？
并很快轉發了一則2015年的消息：2014年，聯合國維和人員在中非共和國對兒童性虐待，只有口，才給口糧。
他還加了一句自己的評論：這里發生了什么？
這無疑就是在罵人了。
隨后他又說道，“若60億美元能解決全球饑荒問題，我將立即出售特斯拉股票來捐這筆錢。但WFP必須用公開透明的會計方法，讓所有民眾都能看到錢是怎么花出去的。”
戴維直接在推特上回復馬斯克，說有你的幫助，我們能構建更好的饑荒解決方案。個中細節很復雜，我可以到你家面談，要是不愛聽你就把我扔出來。
可以說是非常尬了，這種事怎么可能到別人家里談？
馬斯克沒接招。
不過在憋了3周后，WFP還真把解決饑荒問題的計劃給放在官網上了。看下圖，內容就這4條，沒有了。
這種方案，最多算個大綱，居然被正兒八經放在官網上。很難想象，擁有17000名員工的WFP，花了三周就做出這么個東西。
本來這么久過去，馬斯克也沒有做出回應，大家也慢慢淡忘了這件事。但沒想到，馬斯克竟然私底下真捐出這么多錢，一下子又挑起了人們的神經。
做慈善當然是好事，并且WFP這次如果真的能解決4200萬人的饑荒問題，那馬斯克必然會獲得更高的聲望，以資本家以外的另一種身份被載入史冊。
但問題是，人們會領情嗎？
02
劫富濟貧？
俗語有云，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。
從慈善領域看，馬斯克已經成為去年全球最大的個人捐贈者之一，盡管還比不上巴菲特和比爾蓋茨等前世界首富，這也一度給他帶來摳門等質疑的聲音。
據福布斯2022年美國慈善富豪榜數據，美國25位最慷慨的捐贈者，生平累計捐款金額已經高達1690億美元。
巴菲特共捐贈461億美元，相較于1156億美元的身家，捐贈比例接近40%。
比爾蓋茨和前妻共捐贈650億美元，比例也相當之高。
其實對于捐款這事，早在去年初第一次登頂世界首富時，馬斯克就公開表示，“歡迎大家給我建議能夠真正推動改變的捐贈方式。”
而WFP給出的計劃，或許稱不上“真正推動改變”的方式。但如果能解決4200萬饑民的口糧問題，也足以為人稱道了。
只是，就算捐了錢，至少美國人，也不會領情。民眾對資本家的感官，從來都不太好。
比如，這年頭，基本每個科技富豪身上都有不少黑點。
馬斯克算比較好的，只是因為自己的奇思妙想，成天被揶揄吹牛不上稅。
貝索斯因為對太空旅游執念甚深，而被網友送上“您就別回地球了”的美好祝福。
比爾·蓋茨則因新冠疫苗，喜提“陰謀論之王”的蔑稱。
扎克伯格最為倒霉，直接被《新共和》雜志評為“2021美國年度大惡人”。
……
每一年，當各種富豪排行榜發布后，都會有人去計算，前幾位富豪的財富總和，相當于多少貧困人口的資產總和。
計算出的結果，往往都很驚人。
比如在2019年，全球最富有的26個人，財富之和相當于38億最貧困人口的資產總額。
2021年，這個差距進一步擴大。
據彭博億萬富翁指數，世界前500名富豪在過去一年共增加1萬億美元財富，自新冠疫情以來，美國億萬富翁的集體財富則飆升70%，總資產超過5萬億美元。與此同時，2021年全球新增1.5億人陷入貧困。
富的越富，窮的越窮，高級管理層與普通打工人之間的財富差距，越來越大。
2021年10月18日，美國紐約第五大道著名地標建筑華爾街銅牛旁邊，擺放了一座大猩猩銅像雕塑Harambe，周圍擺滿香蕉。人們用這種形式來抗議貧富差距問題。
而前文所說的“逼捐”事件，其實就帶有相當濃厚“劫富濟貧”之意味。
而在十幾年前，在推崇個人成功、強調機會平等的美國，這種情況幾乎是不可見的。但如今差距越來越大，如今西方很多國家的民眾已經越來越不滿足于機會平等，而是追求“結果平等”。
舉個栗子。
我們經常能聽到這樣的話，“你的條件不如人家，當然要比別人更加努力才行啊。”
努力的人獲得更多回報，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。
但如果有人這樣對你說，“你太努力了，我不想那么努力。但你拿的好處不能比我多，不然就太不公平了。”
抓住機遇且努力的人，懶惰且碌碌無為的人，兩者最終獲得的一樣？你肯定會覺得這個人是神經病。
比喻可能不太確切，但大體如是。
民意仇富，這是正常的，古今中外都是如此。
03
傻瓜的圍墻
如何面對越來越巨大的貧富差距，如何追求爭議分配，在平等和效率之間如何抉擇？
是本世紀最主流的全球性議題之一。
20年前，日本解剖學者養老孟司所著的《傻瓜的圍墻》中，有這樣一段話：
“欲望有很多種。例如食欲或性欲，一旦得到滿足，就會暫時消失。但人類大腦變得更強大，某種欲望就會沒有止境。對金錢的欲望就是典型，沒有窮盡。這種欲望或許屬于本能，沒有基因方面的抑制。”
(養老孟司)
從許多知名公司創始人對財富的執著程度來看，“傻瓜的圍墻”確實存在——從零開始創造，企業的營收、利潤和股價上升，會讓人感到自身變得了不起；相反，當業績和股價下降時，則會產生切膚之痛。
如曾經日本最大的流通企業，大榮創始人中內功說過：“企業就是我的分身。”
世界營銷學者菲利普·科特勒也時常有批評之語：如果財富沒有被適當分配給中產階級，他們的購買力最終會下降，富裕階層本身也就無法獲得財富帶來的恩惠。
理論上，財富分配在市場經濟中自然完成，再通過稅收等制度二次分配。但社會很復雜，這種體系也越來越難以發揮功能。
眾所周知，美國的富人稅難收。而上一個因為稅收不上來而亡國的大帝國，是大明。
比如巴菲特，2014-2018年財富增長243億美元，報告收入1.25億，共繳稅2370萬元，真實稅率0.1%。
美國有七個所得稅等級，稅率分別為：10%，12%，22%，24%，32%，35%和37%，這是最高邊際稅率，可以通過一系列的方式抵扣。
但無論怎么抵扣，也不可能到0.1%的程度。
甚至巴菲特自己也曾說過；“我繳的稅比我的傭人還少。”
事實上，巴菲特捐那么多錢，也并非全為獻愛心。
許多慈善機構，往往都是富豪們自己在經營，由于捐贈給慈善機構的股票不需要繳納資本利得稅，錢不過是從左口袋進了右口袋。
不僅能省去大筆稅金，還能博的美名。簡直是無本買賣。
以馬斯克這次捐贈的股票為例，如今捐贈的對象機構，并非人們猜測的WFP，那么他可以節省57億美元的40%-50%的稅，即高達28億美元的稅款。
結合此前，馬斯克多次公開高調的喊話，他是2021年繳付最多聯邦稅的人，金額高達110億美元。
我們或許可以相信，這次的57.4億美元，是真的捐出去了，而不是已往的套路。
一直以來，都有觀點認為，美國社會對超級富豪的嚴厲視線長期存在，民眾則質疑他們“幾乎不納稅，財富越來越多”是否合理。
馬斯克的一連串動作，或許正是對這種觀點的回應。
有朝一日，他能否打破圍墻，真正塑造出一個重視財富分配的新企業家形象？
